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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逻辑
作者:王悦静  编辑:居安青年说  发布时间:2016/05/30 22:17:31  阅读次数:  

3月8日妇女节这天,共青团中央的官微以拟人的手法,以女性示爱的口吻发布了一则题为《我恋爱了,和他》的微博。物议如沸,言路两边,左右极化。有人嗟呼宣传系统手法登峰造极;有人质其轻浮娱乐虚与委蛇。面对层层质疑,官微于3月9日再度“表白”,发布了《我将永远守护她》的驳文以示抨击。

 

两篇文章共性突出,其神奇的论证方式和论证逻辑以及言情偶像剧般的“台词”仿佛使人秒回“那些年”。但究其实质,不过是以拟人化的低智手法为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强行洗地。原文摘录其中一二:“他有点大男子主义,有些事不会和我商量,但有时候却让我很有安全感。”“他有一些不堪的曾经,那是他的伤痕,他不愿意多说,我也总是小心翼翼的呵护,毕竟,谁没有过去呢……”

 

满篇似是而非的“槽点”让人鸡皮疙瘩直落一地,加上“我是脑残粉”的高调疾呼,文风执着,让人反驳一时无法落脚。夹缝中的启蒙从来艰辛,常识反复讲,虽处黑夜茫茫,但凭烛火之光。一切之一切都要归于我们对于国家,政府与政党到底应该怎样认知。“爱国”,“爱党”和“爱政府”究竟如何区分。很显然,这三层不同的概念都在同一篇文章中被偷换融合。

 

以上面两则为例,先反驳如下。首先,历史延溯。这也是拟人化手法的根本硬伤。国家与个人是否有所殊异,答案确然。国家或者说政府的权力又从何而来。16、17世纪开始,西方步入现代社会。理性行为与个人权利作为最核心与现代化的价值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契约。为了保证社会不被撕裂,契约不成空文,互相认同的一群人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建立了政治的共同体。端传媒记者邹思聪曾写道:“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双向整合的过程,对内成为立法者,制定法律保障个人权利与市场活动,对外成为国家主权拥有者,在国际上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并在经济发展中建立民族国家的契约关系,使得市场经济的扩展超越国界……”

 

反观恋爱状况下的男女们,双方主体人格独立,权利平等,“大男子主义”尚且屡遭诟病,而政府的权力本就来自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就应只是一个代理人而已。我们所取的理所应当,它们付出的必然无怨无悔。民主自由的国度,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用手投票”的权利,而“有些事不会和我商量”这本就违背了政府成立的初衷,官微却以此为男人的安全感和保护欲,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安全感”的真正确立不是建立在“极权、专断”之上的,而是确保了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建立在民族自决、民权确立和自由权利的普及。正如秦晖老师认为的那样,“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确实则是一种伪民族主义。

 

其次,避重就轻搏共情。换言之,类比医生处理伤口,首先就要先清洁,甚至是痛苦的解剖。其次才会上药,然后才会换药,最终才能愈合。不然,秽物不除,只能是雪上加霜,化脓感染。而当今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对往日那段荒唐岁月的反思。依旧有人鼓吹国家主义;依旧有人作壁上观;依旧有人为所谓“重庆模式”站台,虽人去楼空,妄佞俱在。不愿多说,不愿反省,则永远幽灵飘荡。

 

每个国家都会有深重的苦难,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丧失归途。但是,不愿直面确是最坏的一种态度。对照德国,纳粹主义肆虐,发动二战,最终在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其死灰复燃。德国人的反思触及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革时期,多少人间灾难在民族记忆里需要被我们深度解剖,清楚认知。这场有预谋的人灾,在此刻,却被官微的一句“谁没有过去呢”轻易吹散。

 

如果说恋爱中双方对于彼此的曾经悉心呵护,那是不触及隐私的相互尊重,是发生在两个主体权利关系对等条件下为了追求共同的幸福而达成的妥协。双方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分手,可以结合。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不同,国籍与生俱就,而放弃也需要他国接受才可以实行。那么作为公民,我们对于国家的呵护又该是什么呢?真正的呵护不是“不提”,而是要对政府的作为保持理性和警惕。政府是恶的,其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也正是美国政府想要在911后加强对普通人的信息监控却受到公民的极力反对的原因。

 

《费加罗的婚礼》作者博马舍曾说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如果凡是政府政策的痛点就不提,外部监督全没有,一句重话不能说。三缄其口,噤若寒蝉,那么不仅不会使人自由,更不使一国自由。因为没有清晰的认知与反省使自己不复从前,前尘往事都要靠在自我蒙蔽自我麻醉中度过,不仅过去,未来也会蒙蔽在一片阴影里。马恩全集里写道:“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便是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根本来看,这套宣传手法其实针对的是缺乏政治常识的受众。将复杂事物拟人化,把抽象事物具体化,将严峻现实问题美化,这个过程很容易误导受众。现实的种种艰辛,种种问题又岂能靠一个简单的类比进行推演。例如文章中“穷兄弟”一说,所谓国家的文化理念差异,国家利益,统统被抛之脑后。两国之间,仅凭地理和意识形态是否亲近来做关系远近的判断,实在是一种误读。事实上,中国给予某位“穷兄弟”的大量金钱援助与意图获取的外交成果并不匹配,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人的不满,因为中国国内还依然有大量的穷人挣扎在贫困线上。图片晒出了贫困农村小孩在读书的照片,下文中的“女友”称未曾嫌弃过出身平凡的穷小子。将国人对政府的批评和诉求全部定义为“嫌弃”不说,依旧对严峻的现实避而不谈,反而化归为某种“美中不足”。据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记者会上的发言,现今中国有2.4亿左右农民工,大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就有2400多万。这些儿童背后不仅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还与社会分配体系,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制度有紧密的关联。还有引起国内外热议的央视新楼“大裤衩,在雾霾猖獗而人人惊惶愤怒的“帝都”,一句“肺不好”怎能为此作开解。这背后,是京津冀重工业污染的写实,是职能部门作为的“肌无力”,是中国GDP发展辉煌之下的狼狈一面。在这一切问题都没解决的现实之下,却要求人民对其理解并不要嫌弃,实则是有悖常识,有悖政府的责任与义务。

 

回到最初的起点,爱党并不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批评不是不爱党。爱国家和爱党不一样,意识形态的形成是自发自觉而非强力灌输。政府只是我们权利的代理人,要警惕权力的扩张,要法治而非简单的法制。

 

可是当我顺着这条微博往下划,就看到了评论区的某些言论,锐利如朝中社,口气之大想要把异见者生声消灭。思绪万千,恍惚之间,不知怎的想起了约翰·多恩的那首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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